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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世纪中叶，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，一群兼收并蓄、敢于破旧立新的艺术家寓居于此，168体育共同开创了“海派绘画”这一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新流派。张熊、任熊、赵之谦、胡公寿、虚谷、任薰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名家云集上海，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，一扫陈陈相因的沿袭之风，将传统中国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。

　　8月20日至10月22日，“风从海上来——19世纪以来的海派绘画特展”在广东省深圳市何香凝美术馆举办。展览展出来自南京博物院、天津博物馆、苏州博物馆、上海中国画院馆藏的约200件“海派”精品，将学古不泥古的文艺之风吹到了岭南，让粤港澳大湾区民众深刻感受其时代丰姿和精神内涵。

　　“一开始，海派绘画并没有得到文人们的认可。但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当地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，他们成了海派绘画的主要受众。”何香凝美术馆馆长蔡显良说，市民化、世俗化、职业化的倾向，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。人们觉得艺术不再是精英阶层的“专属”，而是为人民大众、为社会服务的。

　　清末以来，所谓“正统”的文人画陷入了保守衰微的困局。而上海的商业社会发达，社会各阶层对绘画艺术都有需求，普通大众在艺术上的审美需求也反映在了绘画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海派绘画的题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“烟火气”。

　　此次展览展出的人物画题材多为佛像仙人、神话传说、仕女和人物写生，例如任预的《张仙送子图》、任薰的《罗汉图》。花鸟画多为富丽堂皇、寓意美好的牡丹、灵芝、柿子、荔枝、蝴蝶、金鱼等，例如任预的《年年得意图》、任伯年的《蜀葵双鸡图》。至于文人所青睐的山水画并非海派绘画的“主流”题材，当时画界广泛流传着一句俚语：“金脸银花卉，要讨饭，画山水”，生动反映了这一现象。

　　从本次展出的作品中，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海派绘画世俗化、生活化的倾向。例如任薰的《仿古画册》，168体育赵之谦的《花卉图》，均运用浓丽的色彩和重彩写意的技法；任伯年的人物创作则突破文人画的狭窄题材，用具有力量美感的线条、大胆地用墨用色，表现民俗和神话内容。从这些画作中，不难看出海派画家们从活泼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营养，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，让作品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。

　　本次画展策展人易东华向记者解释，海派绘画的一大贡献是以“金石趣味”入画。

　　明末清初以来，学术领域逐步推崇“汉学”，学人之间盛行考古、“考订”、“小学”，至此，金石学在清代重获振兴。金石学家对于“碑学”的提倡，激发了书画家新的创作追求。经历了继承、创新、融合、变革，最终在清末民初的海派画家中，形成了以开派领袖赵之谦、集大成者吴昌硕为关键人物的“金石画派”，其面貌刚猛雄奇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其中，吴昌硕的艺术作品更兼得诗书画印，四美齐聚。

　　观看本次展览中蒲华、虚谷、任颐等画家的作品，都能清晰感受到金石的气韵从结构、点画、线条、色彩、布局以及形象等要素中体现出来。特别是吴昌硕的名作《无量寿佛图》，人物轮廓和衣褶的线条由干笔、浓墨绘成，拙朴有力，转折处苍劲，极富力量感和节奏感，设色大胆浓丽，使整个画面气势浑然天成——奔放处离不开法度，精微处照顾到气魄。

　　对于这种彰显艺术家个性和风格、在传统中写意、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艺术倾向，南京博物院东方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楚小庆认为，“海派绘画生动展示了艺术家求新求变不停探索的历程，并以丰富绮丽、雅俗共赏、充满个性化的笔墨语言推动着中国画的发展进程，影响深远”。

　　区域文化的形成，往往与当地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。彼时的艺术家们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，进行着探索创新。

　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任伯年。早年的他借鉴陈洪绶的技巧。但中年以后，他趋于写意，用笔奔放简洁但十分准确，这或许得益于他的素描训练，如本次展出的《狸猫擒鸽图》。此外，虚谷的有些画中，也带有西画虚实明暗的影响，如《杨柳松鼠金鱼图》先用淡色晕染，再用短促的干笔一点点勾勒，让毛茸茸的松鼠跃然纸上，富有立体感。吴昌硕则是使用西画的色彩“西洋红”，笔尖蘸水调色，一笔下去，画出由浅至深的花朵，花瓣润泽而娇艳，既有写意一挥而就之长，又新颖强烈、艳而不俗。

　　“海派绘画这种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的精神，与深圳创新、开放、包容的气质不谋而合。”蔡显良说，这也是举办本次展览的重要原因，“我们希望能够从展览中汲取养分，让深圳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和代表时代潮流的深圳文化艺术。”